中国不再是美国头号贸易国, 果真预示一场猛烈“脱钩”？
地缘政治与全球贸易的几何分布
文｜Jeongmin Seong, etc.
翻译｜慧诺
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 图源：互联网
全球贸易格局的重构一直是新闻头条。2023年，墨西哥超越中国，一举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越南与中美的贸易规模一直在迅猛增长。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但对中国的产品需求（如电动汽车）又迅猛增长。
伴随着这些头条新闻，政界和商界的领导者也在见证了层出不穷的新鲜词汇。在2018年至2022年间的各种报告中，“脱钩”，“降低风险”，“再回流”，“近岸生产”和“友岸生产”等术语的出现频率增加了20倍以上。在这些新概念背后，其潜台词就是“地缘政治”（geopolitics）。
自2017年以来，中美商品贸易的平均关税增加了三到六倍。俄乌战争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来自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大多数公司都退出或削减了在俄罗斯的业务。2023年12月的“红海危机”后，航线改道不仅导致了成本增加、物流延误和安全风险，还可能在周边地区产生更深远的冲击。广泛地来看，全球贸易的限制条件正稳步增加，从2017年的约650项增加到2023年的3000多项。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适应这些变化呢？从历史上看，价值链转移是常态，近年来的情况似乎也符合规律。然而，自1995年以来，在任意价值链中，各国年度出口份额的上下浮动不超过2%。尽管近年来各种关税和限制有所增加，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不过，自2017年以来，各经济体的连接方式发生显著的变化，本报告将用四个指标对其进行描述和分析：贸易强度、地理距离、进口集中度，以及一个新指标“地缘政治距离”（geopolitical distance），基于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记录的统计分析。
上述指标组合有助于我们了解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例如，从2017年到2023年，美国的进口集中度迅速逆转，减少了18%；同期，中国也一直在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这导致其贸易的平均地理距离增加了7%；此外，德国与俄罗斯的贸易额明显下降，与盟友的合作加强，因此平均地缘政治距离降低了6%。与此同时，东盟、巴西和印度也在跨越地理范围和政治光谱，扩展新的贸易关系。
目前来看，全球贸易的重构终局依然不确定。例如，越南一方面增加了对美国的出口，同时加深了与中国上游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一些观察家指出，美国的进口转向越南，本质上只是从中国进口的改道，而越南提供的附加值有限。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仍然联系紧密，只是供应链变得更长、更不透明。也有观点认为，越南正在崭露头角，这是其成为某些领域全球主要供应商的第一步，其必将跨越“组装工厂”走向更高的价值链。
那么，进一步的重构可能会带来什么？我们考虑了两种重构路径及其潜在影响。其一，全球贸易会分裂成若干“阵营”，地缘政治立场接近的经济体会抱团；其二，贸易将更加多元，并且不受地缘政治视角的影响。最终结果必然是二者的权衡：前者可能会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但会增加贸易集中度，并带来巨大的宏观经济成本；后者可能会对风险抵御力，为各种合作伙伴提供机会，但就需要与不同政治立场的贸易伙伴维持关系。
（一）不同经济体的贸易特征差异巨大
各大经济体的贸易结构存在显著差异。本报告针对全球四大贸易经济体（中国、美国、德国和东盟）以及英国（欧洲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世界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和巴西（亚洲以外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报告通过以下四个指标来揭示这些差异：
贸易强度，即贸易占整个经济体规模的比重。东盟与德国在货物贸易强度方面表现突出，这主要得益于二者均深度融入跨境制造价值链。而美国的贸易强度相对较低，部分原因在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地理距离。巴西的国际贸易地理距离较远，这主要源于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较之下，德国与英国的贸易地理距离较短，这反映了欧洲经济相对紧凑的特点。
地缘政治距离，衡量各经济体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共识——我们引入了一个虽不完美但具有一定量化程度的方法，即2005年至2022年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例如，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地缘政治距离较高，这与澳大利亚、欧盟、日本、韩国及美国之间的广泛贸易往来不无关系。相较之下，德国与英国的贸易地缘政治距离较短，原因在于二者与地缘政治上相近的欧洲经济体贸易份额较高。
进口集中度，即各经济体的供应来源分布。大型经济体在进口集中度方面往往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德国的进口集中度相对较低，体现出欧洲内部贸易的广泛性。而巴西的进口集中度较高，主要源于来自中国的关键进口。
（二）贸易体量更大的经济体，跨越的地缘政治距离也更大
中国、日本和美国等最大的贸易经济体，也与地缘政治光谱另一端的经济体进行大量的贸易往来。在2021年，商品贸易的平均地缘政治距离大约是智利与美国/中国与尼日利亚的距离（3.4个单位）。许多大型贸易经济体之间甚至会远远超过这个距离，例如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相距大约8个单位。
▲ 许多大型经济体有地缘政治立场不同的贸易伙伴
地缘政治立场居中的国家（如巴西、印度和墨西哥），其主要贸易伙伴往往位于地缘政治光谱的两极，因此其地缘政治距离也并不突出。然而，就全球而言，仅有8%的商品贸易发生“相对中立”的国家之间。欧洲的情况比较特殊，其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导致其“地缘政治距离”较短，但也长期以来地缘政治立场较远的伙伴来获得某些关键产品。
与地缘政治立场较远的国家开展贸易，往往被视为其经济脆弱性的源头。例如，如果出现贸易摩擦，出口经济体可会失去关键市场的准入，就像最近几年澳大利亚遭遇的煤炭、葡萄酒和大麦出口限制；或者，失去某些关键产品的进口机会，就像近年来无法获得俄罗斯能源供给的欧洲。
（三）40%的集中性商品贸易，由地缘立场显著不同的少数国家把控
全球贸易重构很可能发生在高度集中的几种商品的价值链上。总体而言，20%的全球贸易发生在立场显著不同（距离超越8个单位）的经济体之间；其中，40%的集中性商品贸易，由地缘政治立场距离遥远的少数国家把控。
一些高度集中的商品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澳大利亚是铁矿石的最主要出口国，但是其80%出口额流向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而其大部分进口来自美国和巴西；笔记本电脑、手机和计算机显示器等设备，则主要从中国流向欧洲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以地缘政治距离视角出发，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加工中心”的角色——几乎20%全球高度集中的商品（一般是资源或资本品）流向中国，而另外40%高度集中的商品（一般是制成品）则从中国流出。
一些在全球范围内高度集中的商品，其贸易情况更可能发生改变。例如，德国、韩国和美国都从超过85%的永磁体进口自中国。永磁体由钕（一种稀土金属）制成，可应用于电动汽车引擎到工业机器人等诸多先进制造领域。在半导体领域，中国则在探索高纯度石英的新来源，该领域目前由美国主导。
▲ 几乎20%的全球集中贸易由少数国家控制
然而，如果仅仅出于地缘政治原因，重构高度集中的商品贸易可能会困难重重。目前，集中供应品的替代供应商在地缘立场并不接近；换言之，这些领域可能会是立场不同的大型经济体之间维系关系的“底线”——这既是连接的纽带，也是脆弱性的经济动脉。
然而，就上述四个维度而言，各国贸易联系的分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自2017年以来，中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已经显著减小其贸易的“地缘政治距离”。此外，美国降低进口集中度并减少了贸易的地理距离。与此同时，这些经济体的贸易强度保持相对稳定，这表明通过大规模的“产品回流”尚未发生，主要经济体并没有真正实现增加国内生产来减少对关键进口的依赖。此外，东盟、巴西和印度正在扩大全球贸易的伙伴，不仅跨域更多政治谱系，也穿越了更远的地理距离。
▲ 全球贸易可能继续朝着降低“地缘政治距离”的方向进行重构
虽然“近岸外包”最近成为热点话题，但美国与邻居之间的新增贸易额并不突出，并且其新发展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地缘立场也并不那么亲近。其他的主要经济体也没有显著扩大与邻居贸易，他们的进口集中度还有所上升。
（一）美国将对华贸易合作转向墨西哥、越南等国
在众多制造业领域，美国正在将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分配给其他国家（主要是越南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与此同时，墨西哥也从日本（交通设备）和东盟（农业）中获得了美国的进口份额。因此，美国的进口集中度急剧下降，地缘政治距离缩短了10％，地理距离减少了3％。
在2017年至2023年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从24％下降到15％。其中，电子产品下降最明显（从近50％下降到约30％），而越南在该领域的对华出口显著上升。上述变化并不完全由于中方加征关税，例如，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并不受贸易争端的影响，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份额依然显著降低。
从附加值角度来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物品并没有明显下降。换句话说，美国依然在进口中国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只是通过第三国转运（或加上简单的最终装配）而已。因此，供应链可能变得更长，对华依赖并没改变。事实上，中国在美国终端消费中的附加值份额反而略有增加（从24％增加到25％），笔记本电脑就是一个例子：在2017年至2022年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笔记本电脑价值增加了一倍多，约8亿美元；同期，越南从中国进口的笔记本电脑零部件（如印刷电路板和触摸屏）也在翻倍，增值大约也是8亿美元。
墨西哥成为了2023年美国最大的进口伙伴，主要集中在农业和交通设备领域。中国在这两个领域的对美出口并不突出。例如，墨西哥在美国的交通设备进口份额从26％增加到32％，其中大部分份额来自于日本；同期，日本失去了5个百分点的份额，而中国的份额稳定在约4％到5％。
（二）欧洲与俄罗斯的贸易已经崩溃，但与中国的贸易有所增长
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在2022年2月至2023年9月间下降了约80％，而英国与俄罗斯的贸易额下降了95％以上。寻找替代的能源资源供应变得非常紧迫，因为俄罗斯在德国天然气进口中的份额从已在2023年下降到不到1％。目前，德国的天然气进口主要转向挪威，并辅以来自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在制造业领域，德国的出口也在转向，此前是从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如今是美国和发展中的欧洲经济体。德国的进口也倾向更小的发展中欧洲经济体（如波兰）和中国。
事实上，中欧贸易一直保持强劲。中国在欧盟的进口份额中略有增加（从19％到21％），一些领域甚更加显著。例如，德国从中国的进口电子产品从24％增加到30％，弥补了美国进口下降的份额。此外，在电动机车出口的推动下，中国对德国的交通设备出口增加了——在2023年的前九个月里，德国的电动汽车进口总额约为120亿美元，其中近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在2017年至2023年间，德国虽然加强了与邻居波兰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交通设备领域的贸易合作，但整体的贸易地理距离增大，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德贸易的增加。
（三）中国进一步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
中国正在加强与相似地缘立场国家的贸易合作，其中重点对象就是发展中国家，到2023年，发展中国家占中国商品贸易的份额超过一半，而2017年仅占42%。
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进口份额比例发生显著转变：在电子和机械领域，东盟已从日本和韩国获得了份额。在金属和矿产品领域，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份额。而在农业领域，巴西获得了美国的份额。此外，中国的出口也广泛转向发展中国家：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已从美国转向了俄罗斯和中亚。其电子产品出口也从美国转向了东盟和欧洲。
镍的进口是中国转变贸易伙伴的典型案例。中国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用于制造不锈钢的镍铁合金，从2017年不到2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前10个月超过120亿美元。此外，中国公司一直投资和发展印度尼西亚的镍工业，不仅将其处理成低品位镍还能制成电池级产品。
中国的贸易转向发展中国家的趋势也存在例外情况——澳大利亚。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份额增加，主要由铁矿石和锂驱动。到2023年，澳大利亚占中国锂进口的50%以上，占铁矿石进口的64%；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也是双向的，因为澳大利亚在这两个领域80%以上的出口都销往中国。不过，随着中国在海外铁和锂投资的显著增长，这种关系在未来可能发生变化。
（四）跨国投资趋势显示，贸易关系重构还在加剧
绿地跨境投资可能刺激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预示着贸易模式的转变。在制造业，投资可能就是两国加强资本和货物流动的前兆。自2010年以来，全球每年大约60%的绿地跨境投资都流向发展中国家，但其目的地正在发生变化。如今，面向非洲、印度、中亚和中东以及欧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幅上升，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投资规模则大幅下降对（中国大陆下降70%，俄罗斯下降98%）。此外，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发达经济体接收的投资额也在增长。
▲ 流向部分发展中国家投资额增长强劲，且来源非常广泛
从投资来看，中国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重构也会继续，而这些国家有望增加其全球出口份额。在2015年至2019年的每一年，中国宣布的对外绿地投资中约有500亿美元（约50%）流向非洲、东盟、中亚和中东以及欧洲发展中国家。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这一数字有望翻倍，达到每年100亿美元以上，占公示总额的70%以上。
在非洲地区接收的投资增长最大。北非的摩洛哥和埃及的增幅尤其明显，例如，摩洛哥甚至已进入中国电动汽车公司的全球供应链。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情况则各不相同。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年度宣布投资达到了平均每年150亿美元，相对于疫前平均水平增加了两倍；同期，对埃塞俄比亚、加纳和尼日利亚的宣布投资则在下降了35%以上。
美国的投资模式表明，其贸易转向的重点是东盟国家。在2022年至2023年期间，美国宣布的对华绿地投资下降了70%，而在东盟则几乎翻了一番，并且几乎没有提及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拉美地区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在2022年，墨西哥曾宣布了多项高调投资计划，但到2023年，全球对该国的宣布投资将比2022年下降约30%，与2015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接近。事实上，越来越多墨西哥收到的投资来自中国，相比疫前平均水平已增加了一倍多。
尽管中欧贸易在近年来显著增长，但投资模式表明未来更多会是“欧洲内循环”。
相比疫情前平均水平，欧洲宣布的对华绿地投资几乎低了50%。与此同时，欧洲内部的绿地投资在大幅增加，几乎翻了一番。例如，在2022年和2023年，德国对意大利、葡萄牙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绿地投资就增加了一倍多。
全球贸易的未来形态尚不确定，但会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去全球化”的世界，贸易将在地缘政治立场接近的经济体之间流动，这可能正是近年来重构趋势的延续；其二是更加多样化的贸易关系，即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进口会过于依赖其他经济体，这或许将与显著增加的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形成呼应。
本报告将研究了两种重构类型。第一种，“远地缘政治距离”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加剧，导致“碎片化”（fragmentation）并且形成若干阵营。第二种，各国减少进口集中并争取实现“多元化”（diversification），地缘政治视角并不是主角。“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格局必将与今天大不相同，而在“多元化”的情况下，国家间的贸易联系将保持问题，变化仅存在于特定价值链中。
无论是“碎片化”还是“多元化”的贸易重构都涉及权衡。“碎片化”将会减少“远地缘政治距离”贸易对手之间的相互依赖，但可能会增加进口集中度，从降低对其他类型风险（如自然灾害）的抵抗力，并且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多元化”将会减少在特定产品上对某些经济体的依赖，但这可能要求建立并维持与“其他阵营”经济体的合作。
（一）中国：“碎片化”降低地缘政治距离，但经济增长会放缓；多样化则要求进出口组合大幅改变
经过贸易重构，中国仍将是全球的重要经济体，但其贸易特征将发生质的变化。在“碎片化”的情况下，中国的合作伙伴将从西方阵营转向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地缘政治冲击影响可能降低；但进口伙伴可能减少，从而显著增加了进口集中度，而东方阵营的其他经济体来说情况会更加明显。此外，失去对西方集团市场的准入可能导致经济下行。
在“多元化”情景的模拟中，中国可将进出口转向其他伙伴，而中间阵营国家的受益最明显。最终，中国的“地缘政治距离”下降7%，进口集中度下降6%。尽管各项综合性指标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中国庞大的工业产能将向全球分散。例如，中国在纺织品出口中失去了全球份额，但在运输设备和汽车领域规模增加。
（二）西方阵营：“碎片化”降低地缘政治距离，但进口集中度不变；“多元化”条件下地缘距离不变
在“碎片化”情况下，西方阵营的平均地缘政治距离有望下降30%，但进口模式却无法实现多样化。以德国为例，其进口将转向欧洲伙伴的现有网络，最终集中度增加6%——虽然中国在计算机领域的出口比重可能显著下降，但极少数的西方经济体将把控约90%的份额。在这种模拟下，只有美国更可能发展多元化贸易关系并降低进口集中度。此外，“碎片化”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也更多会影响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更接近东方阵营的国家。
在“多元化”的情境模拟下，大多数西方经济体与中国的相互以来将保持不变，但各国情况不同。例如，美国的进口集中度下降了5%，地缘政治距离增加了6%，这是由于与中国的整体贸易增加。在电气设备领域，美国的进口集中度将下降超过20%。相比之下，德国的进口集中度变化不大，因为其贸易关系已经相对多样化，不过贸易对象可能会集中到中国一家。
（三）中间阵营：如果投资增长不能持续，大多数经济体的贸易强度并不会增加
在本报告的模拟中，随着重构推进，中间阵营经济体的平均贸易强度将下降4%，大多数国家并没有成为新的供应来源。在“碎片化”的情况下，中间阵营将以更低成本从东方阵营进口制成品，导致其进口集中度上升了13%。在如机械和电气设备等西方阵营曾经的优势出口部门中，这种现象尤其明显。中间阵营的消费者和企业会从更低的进口价格中受益，其宏观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也远小于东西方阵营。但是，“碎片化”也无法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
在“多元化”的情景中，中间阵营难以真正“替代东方”。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贸易关系的切换主要发生在已经的主要供应国，包括西方阵营的国家，相对较小的中间阵营供应国通常不会获得份额。其次，新增份额可能也会流向更具竞争力的中国。从当前规划的投资流向来看，非洲、印度和中东的中间阵营经济体依然有大量发展机会，但全球贸易网络重构并不会自动提供生产订单。
跨国企业掌控着全球约三分之二出口，对于其中的决策者而言，本报告究竟有何意义呢？我们认为，在一个更“碎片化”的世界中，公司可能会在更少的国家中运营和采购，或者以模块化的方式组织业务，实现采购、生产和终端市场协调统一。如果进入一个更“多元化”的贸易体系，那么跨国企业供应链必将更加复杂。
决策者不仅需要为不确定的世界做好准备，也可以主动重构全球贸易的未来形态。首先，企业应建立洞察优势。详细了解贸易连接的形态，例如企业与新兴经济体究竟有何联系，哪些资源曾被忽视。此外，企业必须深入挖掘价值链中背后的“真正供应商”，并甄别其中的地缘政治风险，目前只有2%的公司能看到“第二层”。同时，应密切关注业务地点变化的动态，思考为何一些公司将制造转移到印度和东盟，而其他公司却在加强在华业务。
此外，跨国企业需要积极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练好肌肉”，在关注新闻头条之余，高管们应掌握政策上下文的微妙意图以及不同表述的差异，思考其对企业业务产生的影响，并招聘专业团队并深入开展针对特定主题的研究。“搭建骨骼”，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高管需构建一套支持地缘政治信息决策制定的流程，并在战略规划过程中将地缘政治因素正式纳入战略制定及资本分配环节。
*文章转自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报告原题为：“Geopolitics and the geometry of global trade”。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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